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邢爱林再铸辉煌】抗战时期中福煤矿迁川 【百年基业-焦煤发布 In 全部文章 @2019年03月16日

邢爱林再铸辉煌】抗战时期中福煤矿迁川 【百年基业-焦煤发布

邢爱林


导读
1937年7月7日,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“卢沟桥事变”。8月13日,上海淞沪会战爆发,全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的战争状态。为了保存实力,长期支持抗战,沿海和华北沦陷地区的大批工矿企业开始拆迁机器,转移人员。在这场大潮中,当时的全国第三大煤矿——中英合资的焦作中福煤矿公司南迁武汉,西进四川,在凶险万分的情况下,完成了焦作煤矿的千里安全大转移,并在后方积极开展生产,支援前线,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不久,国共两党谈判破裂。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占领焦作,一面在谈判桌上拖延时间,借机调兵遣将,一面派特务打进焦作矿区,散布流言蜚语,暗杀革命干部,搞得一部分群众害怕变天,人心惊惶,不敢公开靠近共产党。为了防备敌人攻占焦作,我党一方面在市区举办备战训练班,动员广大职工备战转移,一方面指示工人把煤矿的机器设备和贵重物资转运上山。焦作煤矿第二次大迁移至山西晋东南地区,建立了石圪节煤矿、小河铺煤矿、西白兔发电厂、固县铁厂以及3个兵工厂,为解放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抗战时期中福煤矿迁川

1938年,中福公司与卢作孚合资建立的天府煤矿公司
1934年10月,我到河南焦作担任濒临绝境的中福煤矿(由中国人办的中原煤矿公司与英国人办的福公司联合组成)的总工程师,继任总经理。经过两年的治理,煤矿生产经营情况迅速好转,产销两旺,年产量达一百多万吨,打开了焦作无烟煤在华北及华中一带的市场。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,当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,我力排众议,决定把中福煤矿的设备拆迁到抗战后方四川,而原中原煤矿公司的有些董事表示反对,他们认为这是“河南的财产,不能拆走”。我向他们讲了三条:“一是不拆不迁,则敌人可用而我国不能用;二是完全破坏,则敌我都不能用;三是拆下运到抗战后方,则敌不能用而我可用。”同时,说明拆走的器材产权和在后方采矿所得利润仍归原公司。这样,反对的人被说服了。原英国福公司的代表也反对拆迁,我明确指出:“日本是你们英国的友邦,但他是我们中国的敌人,我们不能允许敌人利用这些设备来反对我们,一定要拆。”最后,英方代表终于同意拆迁。
我全力以赴,组织全矿员工拆迁地面及井下机器设备材料,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,将器材分批装车抢运汉口。当日军南犯新乡时,我们装运器材的最后一列火车已通过新乡。1938年3月,所有中福拆迁南运的器材先集中存放在汉口丹水池煤矿,约计四千吨。这时,四川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兼天府煤矿公司董事长卢作孚来汉口,我和他在翁文灏寓所相遇。我即告以中福煤矿器材及技术管理人员和技工都在汉口。卢作孚闻之大喜,立即同意并应允负责把中福机器设备优先运输入川,我们商定后,我即一人赴川,亲自到北碚对岸后峰岩天府煤矿,调查了全矿三大平洞的采煤情况。该矿采掘运排水全用手工,我感到要改造这个老矿,并非易事,但它也有优势,即:一是有一条17公里长、用20磅钢轨铺设可运5吨重煤车的轻便铁路,从矿区直达嘉陵江边的白庙子;二是煤层较厚,可采煤层有两层,一层厚2至3米,一层厚1.5米,储量丰富;三是由嘉陵江下运重庆不到50公里,运输便利。我回到汉口即派原中福李河矿长张莘夫为天府煤矿矿长,组成合办天府矿业公司,卢作孚为董事长,我任总经理,商定资金为150万元(法币)。
当时,上海至宜昌用大轮运输,川江只能用小轮运输,运量较少,因而大量物资积压在宜昌,我十分着急,亲自去宜昌两次,找卢作孚商量,催运器材。我对他说:“日军一旦占领宜昌,所存物资有全部沦为敌资的危险,必须快运。”卢作孚为此忧心忡忡,焦急万分,最后想出了一个区间运输办法,将器材先分散运进三峡以上各地,避过敌军,然后再运至重庆,保证了器材安全运到。
天府煤矿名为改造扩建,实则比新建还要困难,改造工程进行一年左右,也是中福在四川合办的第一个煤矿,后来年产量达到50万吨,相当于重庆附近几百个煤窑的总年产量,占了重庆全年用煤量的一半左右,对抗战后方工业和上海迁川工厂及民用煤炭的供应贡献很大。四川原有煤矿都是规模较小的土法生产,自中福与老天府合办后,才开始近代化的机器开采,为四川近代化煤矿的发展起了带头示范作用。
中福在四川合办的第二个煤矿,是在岷江流域犍为县的嘉阳煤矿,矿长汤子珍。中福与当地绅士、重庆银行家宁芷村三方合办,并自修一条小铁路,解决了嘉阳煤矿外运难题,因煤层薄,年产量为12万吨至15万吨。
在四川合办的第三个矿是威远县黄荆沟的威远煤矿,矿长郭象豫。由盐务局、中福和资委会三方合办,年产10至12万吨,专供自流井、贡井煮盐、资中糖厂及酒精厂之用。
第四个合办的是隆昌的石燕煤矿,矿长俞物恒,由中福与四川省建设厅合办,后因该矿区资源萎缩,就与重庆北碚澄江镇的全济煤矿合并,仍由俞物恒任矿长。
四个矿合办成功后,中福迁运入川的器材,现款和人员技工也分配完了。当时电、机修、风钻等各种技工不够用,我又派焦作当地职员许继彬潜回焦作,避开日本人,冒险招收技工数十人来川,一面工作,一面训练四川本地工人。四矿合办成立,我除仍任中福总经理外,又兼四矿的总经理。总公司设在重庆机房街一个新建的大院,合处办公。抗战胜利后,我辞去四矿总经理职务,并推荐一位四川矿业家黄志煊继任天府和嘉阳煤矿公司总经理,我同时辞去了中福公司总经理职务,由汤子珍继任。
作者:孙越崎自述整理
焦作煤矿山西大迁移(根据史料整理)

1946年,焦作煤矿设备运转山西途中。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。9月2日,日寇正式签署了投降书。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,终于打败了号称“东方第一强国”的日本帝国主义,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
9月8日凌晨1时解放焦作的战斗打响。至此,被英、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侵占蹂躏近半个世纪的焦作煤矿,第一次回到了人民的手里。
不久,国共两党谈判破裂。焦作不仅是一个矿区,同时也是太行山南区的前哨,军事位置十分重要。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占领焦作,一面在谈判桌上拖延时间,借机调兵遣将,一面派特务打进焦作矿区,散布流言蜚语,暗杀革命干部,搞得一部分群众害怕变天,人心惊惶,不敢公开靠近共产党。
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,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向我焦作矿区附近调兵遣将,逐步形成了包围圈。为了防备敌人攻占焦作,我党一方面在市区举办备战训练班,动员广大职工备战转移,一方面指示工人把煤矿的机器设备和贵重物资转运上山。
在转运机器的工作中,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阻止我党拆卸转运机器,他们经常出动美式飞机,疯狂地对我运输队伍进行扫射。尽管如此,工人们还是全力以赴转运机器。大车和牲口不够用,就用膀子抬。技术工人、技术职员、老年人,甚至剃头的,都无一例外地自动参加了运送。敌机不断地追踪扫射,机器的锅炉上射了窟窿,工人们察看一下,“不碍事 !”满意地微笑着,加速脚步向指定地点前进,他们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安危。
一些笨重而又难以移动的机器设备,工人们想方设法把它们给破坏掉。他们拆掉了发电机上的原动力机,锯掉了高车架上汽缸的铁拴,卸掉了井上井下的全部水泵。待敌人来到焦作,留给敌人的是被水淹没的废井。
1946年10月上旬,国民党纠集八十五师、三十二师、三十八师一部约五个旅的兵力,连同地方杂牌部队及还乡团等共计两万五千人,兵分三路,在数架敌机的掩护下,从修武、武陟、济源向我焦作进犯。为了抓紧转运机器设备及其他物资,工人们日夜抢运。时逢初秋,阴雨连绵,运输的道路又全是山路,工人们在泥泞陡峭的山道上,一趟又一趟地抓紧赶运。鞋磨破了就赤着脚,靠手抬肩扛,硬是把机器设备运到了山里。在这艰苦的工作中,个别不坚定分子开了小差,但绝大部分工人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,锻炼得更加坚强。
转运机器的工作一直坚持到敌人攻进焦作,10月12日,敌人侵入南厂,侵入焦作,美国造的炮弹开始向北厂轰击,飞机扔下了燃烧弹,火烧起来了,工人们仍在坚持着北厂最后一批机器的装运。终于,工人们把这批机器运抵较安全地带。他们喘着气,摸摸那30马力的小发电机,爱抚地说道:“你可把老子们累死啦!”
当时年仅10岁的任忠法仍记得起当年的情形:生产用的大锅炉运来时,放在一辆大平板车上,由于一路上坡,六七十号人一起往坡上运。当时生产用电是靠蒸汽锅炉来完成,“当时村里唱戏就有电灯,用的是兵工厂送来的电。”他说。义汉村是陵川最早用电的村子。
为何兵工厂能在义汉安营扎寨?老人分析说,兵工厂建在义汉,主要是这里地势便于隐蔽,而且群众基础好。“1949年,兵工厂就分散迁移了。1950年,全部转移至长治。”老人说。如今长治的淮海、惠丰两厂,就是在原兵工厂与黎城“黄崖洞”的基础上建起来的。
解放战争时期,焦作煤矿第二次大迁移至山西晋东南地区,建立了石圪节煤矿、小河铺煤矿、西白兔发电厂、固县铁厂以及3个兵工厂,为解放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为系统总结回顾焦作煤矿120年以来的光荣历程和巨大成就,继承、弘扬焦作煤矿工人“特别能战斗”精神,进一步提升焦煤员工的自豪感、自信心,焦煤集团决定组织开展“百年基业 再铸辉煌”纪念焦作煤矿建矿120周年征文活动,现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来稿。
征文稿件力求反映焦作煤矿建矿以来的发展历程,作者可结合自身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所感,从经济发展、矿区建设、企业发展、文化生活等不同视角,讲述单位或个人的真实故事和切身体会。
欢迎您积极参与,感谢您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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